但再比如运送过来的璆琳等物，墨家内部自有价格，但实际上肯定还是昂贵的，就云中现在的房屋也不适合，民众纵然买得起，也不会住着草屋却去安一些璆琳。

    而丝绸等物，价格又有些过于高，云中本地的人本质上还是富裕农夫，非是巨富贵人，这些东西就算运过来他们也不能够买。

    民众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衣食住行，然后才能够再从事一些别的行业。

    而墨家要在云中解决的，是吃的问题，那么食物上就不能考虑消费方向。

    最后所能考虑的方向，也就是衣和住。

    云中的情况是本地是赵国统治的边远地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同样的也就导致本地的“苛政”只是个病猫远不及虎。

    当地民众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铁器等新技术的使用，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生产粮食的潜力的。

    但是因为货物运送到这里昂贵、和墨家一直以来的《节用》理念，使得之前运送到这里的多是棉布、棉袄、铁器等，使得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从饥困数年之内到了饱食、穿暖，解决了民之三困。

    可同样的，民之三困解决之后，因为流通不畅，道路阻塞，远离中原等问题，又使得云中民众对于扩大耕种并不积极：卖了钱，不知道怎么花，既如此够吃够喝就行，因为云中的粮食不参与整个赵国的市场循环，只是粮食而非商品。

    国岗便认为，既然云中要大量迁民，那么云中城肯定是要重新规划的，他是见过泗上墨家对于城邑的改建的，现在云中的城邑根本也容不下即将增加的大量人口。

    既是这样，便可以用《轻重》和《侈靡》中的手段，来引导民众消费，使他们迫切地需要“钱”，而不像原本一样对于钱的概念只局限于可以换铁器盐等。

    那么在修建新城的时候，将云中本地的人作为《侈靡》中的富户；而由墨家组织一批迁徙过来的刚解放的农奴氓隶作为《侈靡》中的饥荒之年无以为生的人，由墨家来主导一场透支之后数年的消费。

    即在城区之外，主导修建一批新的房屋，因为到时候人肯定是不缺的，而且墨家的建筑技术也自然是高出一大截的。

    这批新的房屋，以砖为结构，宽大亮堂，又配属以小的璆琳为窗，同时以低于成本一大截、云中现在的本地民众劳作三五年可以偿还的价格，售卖给云中人作为一种让民众得利的“赠与”。

    那么钱其实暂时不需要经过云中，既然金玉铜币只是通货和等价物，那么在交换的时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可以让云中本地的人直接用土豆、玉米等粮食交换，并不收钱。

    这样一来，土豆玉米等粮食的价格就可以仍旧压得很低，因为云中的货币并没有增加，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的情况。

    不但要不把钱花在云中，还要尽量杜绝一些新奇的货物进入云中，使得钱本身在短期之内在云中没有意义，花不出去。

    还可以采取提前预购的方式，提前让云中本地的人在明年住进去，同时又规定好了偿还的年限，但只接受粮食偿还。

    云中的百姓知道物价，他们也清楚平常粮食的价格，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核算，稍加引导就会想办法多种粮食，而且因为云中的封闭性，也没办法从别处买——若是能从别处买，墨家也不用这样忧愁了。

    暂时没有，可以先画一个大饼，依靠宣传去引导，使得民众接受并且看到近在咫尺的更好生活。

    同样的，在完成第一年的开垦和稳定之后，又可以促进云中本地工商业的发展，这其中包括木匠、建筑、制砖、烧炭等一系列行业，这是一个城邑所能保持扩大发展、使得民众愿意留在本地的重要因素。

    虽然明年整个云中要忙碌的事很多，按说修建新屋新房这样的事应该排在后面，不该占用人力。

    但是，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力，便可以激发本地先来者的耕种积极性，用钱而不是用信任和强制来解决种植的问题。

    同时墨家实际上也没赔多少钱，本身墨家就是要买粮食的，从别处买运过来价格更贵。

    而新建房屋，实际上需要花费的也就是从高柳那里依靠胡人地区的湖碱和高柳煤矿新建的璆琳作坊的成本价。

    那些迁徙过来的民众本身也是需要吃饭的，他们哪怕是去开垦，第一年也无法做到自给自足，那么就可以在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劳作。

    到时候也就无非是数百人专职的建筑、木匠等人的吃喝费用，和一部分璆琳的费用。

    得到的，是当地民众大量的种植和开垦、是本地稳定的物价、是民众的信任而不是因为强制手段导致的天然反感。

    同时也可以使后来的人在完成初期的开垦、保证温饱、偿还完铁器之类的贷款之后有了新的目标，还有批量的现在不急着用、但是将来把云中建为大城邑和墨家在黄河以北城邑中心所不可缺少的成手工匠。

    实际上，墨家的钱是花出去，但是花在了外地而不是云中。

    春天到明年土豆玉米收获期间，吃用的是云中本地的存粮，等到土豆玉米等粮食收获后，手里的存粮也基本吃完，但是因为前期的契约可以保证还是原价收购，到时候过量种植的贱食又完全不会引发物价的上涨。

    国岗的手段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将一些大略说出后，特派而来的墨者不住点头道：“你的办法，听起来似乎是很好的。”

    “但是是否适用，还需要以说知之术再行推算，这就不是我可以弄清楚的，需要报还给上面，由他们再做决定。”

    “这只是一时权宜的手段，那么对于云中将来的发展，你可有什么看法？”

    “趁此机会，我也一并报备上去，毕竟你在云中许久，又多研习这些轻重、侈靡、节用之术。”

    国岗倒还真的有些别样想法，听到特派员先行肯定，他的心也放开了，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一道出。

    之前想的那些，自然不过是一些权宜手段。

    一旦云中等地真的存有数万人，将来整个此地的发展便会完全不同。

    要考虑稳定，还要考虑人心，考虑认同感，考虑为何而战等等问题。

    墨家不用军功授田制，因为军功授田制和授田制在低阶军功的时候看起来一样，可一旦到了稍微高一点的军功，就会出现“附属”、“隶农”等问题。

    赏赐别人一万亩地的军功田，谁来种？只有田，没有配套的“罪民劳役”政策，一万亩田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是边境地区，本身工商业就不发达，军功田不可能转化为面向市场的农场，最终的结局必然就是出现一大批军功地主阶层，最终导致边境地区军阀化，这是不允许的。

    当然，也是受制于墨家的道义所不可以实行的。

    同时，国岗考虑到“制约”的问题，也觉得云中地区不能够发展一些产业。

    比如铁矿，冶铁等。

    他觉得要让云中地区始终受制于墨家控制的稳固地区，这样一来才能够防止当地的势力不听命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墨家。

    但同时又必须要发展本地的工商业，他是齐人出身，对于“鱼盐之利”、“工商利民”有自己的见解。

    甚至于在这个见解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在齐国生活了二十余年、在泗上生活学习了六七年、又在云中历练了四五年，国岗自觉看明白了一些东西。

    他又说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古时城邑，一座城便是如今的泗上与宋越。”

    “如今泗上离不开宋、越、楚；宋、越、楚也离不开泗上。其根源就在于泗上生产的货物不是泗上本地用的，而是销往到宋、楚、越等地。宋、楚、越等地虽然还是诸侯封君林立，但却和泗上密不可分，这对于咱们墨家的‘天下’的看法又近了一步。”

    “听闻上古之时，百邦千国，各自独存，因为城邑本身能够生产陶器、骨器、附近又能生产粮食，所以古时百邦千国，各自方百里。”

    “说是天下，实则是破碎的邦国。即便有商周之政，却也只是各自封国。什么时候使得楚越离不开齐鲁、魏韩离不开秦蜀，什么时候才能算是真正的天下。”

    “云中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可细碎，不可独存，不可封闭自成邦国，就必须要和外部有联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唯有利，才能够使得云中于天下联系在一处，各不可分，才能使得云中等地认可天下之说。”

    他轻笑一声，说道：“若是有一日楚、越竟然拒绝泗上的货物、课以重税，想来泗上的工商立刻会觉得天下当合于一。”

    “云中也是一样，自耕与良家子固然可为兵役，可以依靠宣义使得他们认可天下为义而战，但也需要有利相连。”

    “若是云中可以自足，又无什么外运获利之物，数十年后，云中何以与天下密不可分？”

    “是故我说，要让云中有什么工商之物可以卖到云中之外的中原；但同时云中又必须要有什么货物离开中原便得不到。”

    “云中不可为高柳，高柳地处北方，却是小泗上。璆琳、毛毡、铁器、煤炭、牛马、粮食均有，一处便够了。若再多，云中五百里内便是个大城邑，便可独存，内部勾连，如何能认同天下？如何才能知晓天下？”

    “如上古城邑，衣食住行一世都在城野百里之内，齐城之民如何需要知晓秦城？”

    “如泗上会稽，相距千里，会稽人却知泗上之铁、棉、瓷；泗上亦知会稽之胶、漆、象牙……那泗上人自然觉得天下包括会稽。”

    “云中只知泗上、高柳，因为别处和他们并无关联，他们也难以觉得那些城邑是天下的一部分，只觉得天下只有泗上、高柳和云中，因为他们的货殖只和这几处有交流。”

    一番话竟是让特派员心服口服，目瞪口呆，忍不住想到了墨家故事中那个改编的“毛遂自荐”的故事，虽然实际上真正的毛遂还未出生，连连道：“你就是尖锐的锥子，之前没有透过布匹的机会啊。”

    “你对《轻重》、《国富》、《轻重》、《侈靡》颇多见解，可曾整理成册？”

    国岗忍住心中的激动，面色沉稳道：“这五年我多看书，结合之前所学，确实写了一些东西。至于如何，却还需要评断。”

    说罢，从屋内一个小木盒内翻出来两本自己写的小册子。

    一本名曰《何谓民之通货》。

    另一本名曰《自货殖观城邑、邦国与天下之兼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