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母亲的嘱托，起初我还是比较抗拒的，想必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父亲是自己的第一个偶像。＊．．我母亲原本没打算让我去参加这种血腥的、不仁道的批斗大会，怎奈这事一次有单位和学校组织的活动，谁都不能缺席。

    那场批斗大会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除了它对于人权的一种无理的践踏以外，还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

    司令台下乌泱泱的站了来自各单位、各学校的“积极分子”，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热血沸腾，高喊着的口号、高唱着红色革命歌曲、还高叫着打倒资本主义一切奴才嘴脸。我爸爸是第三个被批斗的，前面的两个已然被群起激昂的群众高呼着“枪毙”、“就地正法”，那两个被批判的人，可怜巴巴的站在司令台下，头朝着司令台下的群众低着，意味着向人民群众认罪，一名声音洪亮的年轻男子，拿着扩音喇叭细数着被批斗人员的各种罪状，没宣布一条，司令台下的群众就振臂高呼“打倒某某某。”

    我当时轻声的的问我身边的妈妈：“妈妈，爸爸也会被这样吗？”妈妈红着眼睛看着我，随后什么都没说，一把就把我搂进了她的怀里。

    终于到我父亲上台接受批斗了。我母亲虽然紧紧的将我的脸面摁在她的怀里，我母亲的意思很明显，她并不想让我看到我父亲最为落魄的样子。但孩子的好奇心是很重的，更何况在司令台上就是我的父亲呢？我拼命的扭动着头，还是在母亲臂弯的缝隙里看到了我久未见面的父亲

    老了老了很多，虽然在没看到我父亲之前，我已经在想象着父亲的模样，我母亲也怕我接受不了现实父亲形象的打击，也一个劲的跟我说：“爸爸外出很久了，不能正常的洗漱、不能按时的理，所以人会显得憔悴、不干净，到时看到了你爸爸。你可不许吓哭呀！”那年代的孩子特别容易早熟，我都十多岁了，很多事情都是知晓的，只是我母亲还是比较单纯善良。认为我始终搞不清楚眼下的形式。批斗的场面我也经常看到，当我母亲跟我说我父亲要接受批判的时候，我早就联想好了，心中对父亲的“新”形象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但到了现场，从我母亲臂弯中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刹那。我还是哭了，确切点说应该是被吓哭了。以前我父亲是多么的儒雅，家中虽然不会添置什么新衣服，但确保穿在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我父亲不太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什么身上的毛是父母所授，不能随便剃掉，我父亲认为干净就是从整理自己的毛开始，每天都会刮胡子，二个月会理三次，从头到脚。看着都让人觉得精神奕奕，有一种天然亲近的感觉。而现在的父亲呢？整个头已经将他半张脸给遮住了，胡子耷拉在下巴，由于平日里常刮的原因，长出来的胡子是又硬又杂乱，看上去跟路上所见到的乞丐没有多大的区别。

    那衣服褴褛的就更不用说了，暂且不说衣服上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污渍，就那破损的程度，你都不好意思说那是一件什么衣服，连背心都说不上。更不用说是衬衣了。

    我记得很清楚，其他被批斗的人，上台都是踉踉跄跄的被红卫兵推上台，而我父亲不是。他是被拉上台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得明白，我父亲已然是不行了。红卫兵们嫌拉我父亲麻烦，几乎是俩红卫兵扛手扛脚把我父亲扛上去的，到了司令台，也不管我父亲怕不怕疼。就往那司令台一扔，原本噪杂的司令台下顿时安静了很多。

    其实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他们知道我父亲是最无辜的那个，解放前，我父亲的口碑就屈一指，几乎在邬熙市，没有人不认识我父亲的。大家看其他人被批斗，说要真是义愤填膺，那也多是假的，被批斗的人没有一个是可恨的。大部分的人还是拗不过组织上的组织，只能勉强过来参加，说到底，是不想被他人认为自己鹤立鸡群，不想让大家感觉自己是异类，所以不想参加的，也都只能硬着头皮参加，看批斗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用一种看戏的心态去看的，上面公诉着被批斗人的罪行，下面就起哄跟着应付一下。到后来，大家觉得这事算是一门热闹，还算是有点意思，于是也会在司令台下起起哄、跟着司令台上的人“互动一下”。司令台上的主持人说：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人民、我们政府应该怎么来处理他？

    司令台下的人通常会说：杀！有点猎奇心理的会说：砍头！还有争执不下的，有说浸猪笼，有说鞭刑。反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如同说相声一般的互相抬杠着，司令台下当然是纷纷扰扰，而台上也不能多对司令台下的人有什么控制，说出来人家在为怎么处决叛徒出谋划策呢，你在司令台上质问，就有点不太够意思。所以，这种批斗会的现场通常是无秩序可言，吵闹的就像是菜市场、集会一般，有哭爹喊娘的、有愤愤不平着牢骚的、更有被盗被揩油的，太多了

    而我父亲被那红卫兵炕上司令台的时候，司令台下却开始了稍有的安静，当主持人宣布这一次被批斗人的名字叫艾淳来的时候，司令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沉默不代表屈服，反而是最为严厉的反抗。

    当主持人开始在那边“声情并茂”的痛诉着我父亲“劣迹斑斑”的事迹时，司令台下却不再像先前的那两名批斗人员那样，振臂高呼、义愤填膺了，而是出奇的安静。即便有些窃窃私语或偶有“打倒”之声，但在整个人群中看来，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司令台上的与会领导有些拉不住脸面了，抢过主持人手中的扩音喇叭说道：“曾经教导我们，一切利用迷信欺骗百姓的，都是封建残留，要予以扫清。怎么，针对这个封建余孽残留。群众们怎么就没意见吗？”

    司令台下的人被领导的这么一番话，“哄”的一下就炸开了锅，大家都直指着“欺骗”两字追问身边的人：你有被艾淳来欺骗过吗？曾经受过艾淳来占卜的所有人都摇着头，表示没被欺骗过。所以这个“欺骗百姓”很难立得住脚。

    那司令台上的领导见自己的政治宣传没有到位，立刻就拿出了本色面目，对着扩音喇叭吼道：“艾淳来这个人无恶不赦，谁要是站在他的立场话，那就是同流合污。政府会彻查，我倒要看看，谁是艾淳来的同党。高喊‘打倒艾淳来’的，就表明跟艾淳来划清了界限，政府既往不咎，如果谁没喊或者胡乱喊，那就是同谋之人，是‘黑五类’，政府要彻查、彻查、彻查”“彻查”连喊了三遍，印证了当下最流行的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群众们虽然在道义上始终支持着我父亲。但迫于这样的压力，违心的高喊起了口号，那司令台上的领导见自己的“威力”起到了效果，心满意足的将扩音喇叭递还给了主持人，在还给主持人的时候，又在主持人的耳边交代了几句话，那主持人点了点头，随后用扩音喇叭对着司令台下的群众们喊话道：“背道而驰的人，永远是被人唾弃、被人所不齿的人，哪怕是他最亲爱的家人、孩子。同样也会跟其划清界限，沐浴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阳光。今天，艾淳来的妻儿也在现场，他们前来参加这里的批斗大会。参加自己丈夫、自己父亲的批斗大会，可见，是要跟这艾淳来永久的划清界限，事实告诉我们，在阶级敌人面前，永远没有家人、亲情、爱情可言。现在我们有请艾淳来先前的妻儿上司令台表决心。”

    这话一喊。整个会场再次鸦雀无声，就见有几个红卫兵从外围走了进来，来到了我和我母亲的身边，一边被“请”上台的时候，一红卫兵在我母亲身旁告诫道：“知道到了台上怎么说吗？乱说话，是会受到严厉的处分的！”

    其实这个让我和我母亲上司令台表决心，我母亲先前就知道了，她领导已经找过她谈过话了，意思就是让我母亲趁着这次“机会”的时候，赶紧跟我父亲划清界限，这样在政治待遇上，还能有所改善。否则，不光大人要吃苦，孩子也要跟着吃苦。我母亲回来后没有跟我说，想必应该是她怕我受到伤害，所以当我和我母亲被“请”上司令台的时候，我是一脸的诧异而我母亲则非常的坦然。

    我和我母亲上得司令台后，主持人就把扩音喇叭交给了我母亲，而我则是本能的想跑到父亲的身边，想把自己的父亲从地上扶起来，但我这一举动被我母亲拦住了，她死死的攥着我的手，把我攥的很疼很疼，通过母亲的手，我能感觉到我母亲全身是在颤抖的，想必这不应该是紧张，而是激动的表现。在她将扩音喇叭放到嘴边之前，我先是听到了她的抽泣声，随后她略略酝酿了一下，最终，拿起扩音喇叭，对着台下的司令台说了这辈子最违心的话，这番违心的话，我至今都能一字不落的背出来，“我丈夫艾淳来，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堕落，欺骗群众，为群众所不齿，今天他这样的下场，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我作为他的妻子，倍感蒙羞，今天在、在政府、在群众面前，我表态：我和艾淳来断绝夫妻关系，他的生死于我无关！”短短95个字，说完后，我母亲就扔下扩音喇叭，搂着我痛不欲生。至今我还记得那领导的奴才嘴脸，他看到我母亲在哭，竟然恬不知耻的拿过我母亲扔下的扩音喇叭，用扩音喇叭对着我母亲问道：“既然和艾淳来划清了界限，应该开心才是呀！怎么会哭成这样，难不成你还舍不得？”

    屈辱、天大的屈辱，我母亲见那领导紧追不放，只能继续违心的说道：“不我痛哭是痛哭我自己，当初不应该瞎了眼，找了这样的男人！”

    我母亲说完这番话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双手都被我母亲捏到了有瘀青。

    那领导见我母亲这么说，也就无法追究了。而是高举这扩音喇叭，对着司令台下的群众声嘶力竭的说道：“群众们，你们看到了吗？艾淳来是怎样一个人？连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要跟其划清界限，可见有多么的无耻、多么的可恨。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残留余孽，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呢？”

    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文革期间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文革期间的法律是一片空白。无司法程序可言，或许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国家前主席同志，他在被批斗的时候，拿着中国的宪法呼吁道：“我是中国的公民，我有申诉的权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结果呢？除了红卫兵们肆意践踏中国的宪法，压根就不会理会所谓的权利、所谓的法治精神。纵观文革期间的法律，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伪民主：让群众表决。一些被批斗的人士，戴着高帽、挂着罪名牌带上了公审大会，然后一些红卫兵拿着《语录》。将其罪名宣读一边，随后询问群众道：“有罪吗？”群众们一喊“有罪”，得那被批斗人士就算是有罪了。然后红卫兵继续高喊问道：“判死刑吗？”群众们一喊“死刑”，那那名被批斗人士都不用等死刑复核，基本上当场就能被红卫兵们打死，然后直接拉到火葬场火化，都不带通知死者家属的。整个文革期间就是如此乌烟瘴气，同样是二战后满目苍夷的国家，小日本被原子弹炸完后，整个国家米仓里连颗米都找不到。当时我国建国后还能用上拉线开关，小日本的底子比我们差了很多，结果呢？我们开始搞文革，人家踏踏实实搞教育。如今我国和日本的差距就是在文革期间被人家甩下的。

    言归正传，了解了文革期间的法律流程，大家就基本上能猜到艾淳来的下场了，艾仕帧说到这里，擦眼泪的纸巾已然被艾仕帧教授给用完了。李志明问服务员要了一些纸巾，那服务员见到满满一桌都是纸巾。有些诧异，心中寻思着：“这三个男人聊什么呢？能哭的这么厉害？”

    艾仕帧教授擦完了眼泪，情绪稍稍平复后，接着他的讲述

    当时司令台下的群众不知道怎么说，基本上都没有应答，那领导见群众这么“不配合”，有些生气，随后带着一点诱导性的口吻问道：“这么十恶不赦的人，是不是该判死刑呀？”

    司令台下稀稀拉拉，有这么几个不明真相的人有气无力的回答道：“是”但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够的，那领导气的几乎用跺着脚威胁道：“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大家，昨晚我得到一个消息：艾淳来改造的地方死了一头牛，这牛是由艾淳来负责看管的，是我国重要的财产，结果，就被他平白无故的弄死了！这事事关重大，我们领导通宵开会研究，经过调查研究现，这艾淳来有间谍的嫌疑！他留在大6，是伺机策反，平日里，就是靠破坏的手段让我国的财产蒙受损失，怎么？今天一看这场面，是不是你们这些人中，也被艾淳来给策反了？好为了肃清敌人，今天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来个一锅端，司令台上的人注意了，你们给我看好台下，谁是被艾淳来策反的，立马对其进行政审工作！”这么一交代，台上的那些红卫兵们个个“亮”起他们的鹰眼，细细的看着司令台下，然后那领导用着扩音喇叭喊道：“艾淳来十恶不赦，是不是该判死刑呀？”

    这一喊，台下的群众们就彻底“妥协”了，个个张大了嘴高喊道：“是！”生怕自己所喊那些司令台上的红卫兵没看清楚，接连喊了几遍，这么一来，我父亲就算是被判了死刑

    那领导见“成功”了，大腹便便的将扩音喇叭交还给了主持人，自己回到了原位，那主持人接过扩音喇叭，用一种“与生俱来”的欢喜劲高喊道：“感谢政府又帮我们肃查了一个阶级敌人，真是欢欣鼓舞呀！万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