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明朝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经济和制度的发展，是构成明律的主要特点。

    明朝法律对于人民反抗封建国家统治和皇权的谋反罪、谋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则，不论首犯或从犯，都要凌迟处死。

    株连的范围更广，凡年满16岁以上的子孙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

    对谋叛罪，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没入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子孙兄弟皆流2000里。

    因为这样，所以在明朝经常是一案株连数十人，甚至满门被斩、灭族，较出名的比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等，都是牵连甚广，达几万人之多。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朱元璋吸取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的教训，在明律中设立了“奸党罪”专条。

    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凡内外官交结，大臣专擅选官，处斩；大臣的亲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

    这是历代法律中所没有的，反映了制度的极端发展。

    朱元璋不仅在法律上严禁臣下结党，而且在实践中对官吏朋党大肆诛杀。

    像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杀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取消了自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

    而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吏足有三万人之多，不可谓不吓人。

    同时，由于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参加过农民起义，对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从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体会。

    所以他即帝位后，曾把府州官员召来朝面谕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并用重典整饬吏治。

    《明大诰》中80以上的案件是惩治官吏，处刑比明律为重。

    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犯赃罪的《铁榜》，这在中国刑法史上是无先例的。

    据《醒贪简要录》记载，官吏贪赃银60两以上者，枭首，并处以剥皮刑；衙门一侧的土地庙被作为“皮场庙”。

    官府常用人皮内塞草，做成人形置于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继任的官吏。

    明律规定，官吏犯赃罪的处刑极严，计赃科断，一贯以下杖70，八十贯处绞刑，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责任，并且不得赦免。

    像是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盗官粮。

    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讯，六部侍郎以下有数百人被处死，各直省官吏有数万人被牵连入狱，追赃达700万石粮。

    同时，明律中因涉及言论思想而给予惩罚的条款也有很多。

    如：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斩；收藏与私习天文，杖100。

    另外，明律没有规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现忌讳的文字，便以触犯皇帝罪，加以处死。

    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曾大兴文字狱。

    凡是与皇帝意志相违背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当时，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贺表中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这句话被认定为辱骂朱元璋当过和尚，因“生”音同“僧”，作过贼，因“则”音同“贼”，徐因此被处死。

    从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有大批文人学者因触犯文禁或忠言直谏而死于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再加上元末有大量破产流亡的农民，对明朝的统治是极大威胁，所以明初一方面实行招诱流民，移民垦荒；另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加以取缔。

    《大明律》在人户以籍为定的基础上，立禁游食闲民之法，如逃亡山泽，不听官府“召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

    《明大诰》也专列查禁流民的条款。

    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

    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

    从公元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

    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

    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

    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

    “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5000到10000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

    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

    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

    行业多，分工细，明初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

    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的时间自由支配。

    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

    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

    “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

    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

    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

    明朝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对海上贸易，明初立法严禁私人出海，违者轻则杖100，重则处绞刑或斩刑。

    到永乐、宣德两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

    到嘉靖三年起又屡颁禁海律例，结果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停止，严重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的税法有田赋和商税，明初依照唐代的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其数额列入《黄册》，即户口册，详细登记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情况，每年审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制定耕地的总清册，将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别登记，编成《鱼鳞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种，夏税收麦，秋税收米，官田亩税五升多，民田亩税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

    到明中叶，由于赋役苛重，人民纷纷逃亡，生产受到破坏。

    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银不按户丁分派，而按地亩承担；以县为单位，将全部徭役银分配一县的田额上，平均负担，改变了原来按里分摊的办法。

    “一条鞭法”既是税制化繁为简，又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改变宋元以来商税繁苛的情况，规定商税率为1/0。

    明神宗时，派出税监到全国各地去监督收税，逼得机户停机、窑主歇业、盐工抗税、矿工暴动、市民罢市。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内监孙隆到苏州充任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

    机户因此停工，几千织工染工失业。

    生活无路的织染工匠2000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冲向税监衙门。

    斗争坚持了三天，打死税官、恶棍十几人，火烧了税监衙门，孙隆逃跑了，加派的税银取消了。

    ………………

    而在明之后，就是清，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军政法令，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位，10年后被拥戴为皇帝，建国号大清。

    这个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所考虑的问题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弱小落后的民族，如何去统治有数千万人口的先进的汉族呢？

    为此他提出了“参汉酌金”，“详译明律”的法制思想，明确表示法制是“立国之本”。

    这一点表明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统治经验，他们懂得只有适应汉民族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以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才能够长期站稳脚跟。

    清代的几位统治者——皇太极、顺治、康熙，都是遵循这一思想路线从事立法工作的。

    在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设置律例馆，组织了一个满汉官吏相结合的立法参谋班子，进行全面的立法活动。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于顺治四年颁行全国，这差不多是明律的翻版。

    康熙时，对这部律文附例作了校正。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再次颁行《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逐条考正原有律例后，编成《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七篇，47卷，0门，律文46条，附例1049条，“刊布中外，永远遵行”。

    此后，《大清律》被后世皇帝恪守“祖宗成宪”，不再修改，而是用陆续增加附例来弥补律文的不足。

    《大清律例》的产生历经四朝，历时近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律文中规定的内容详尽。

    它集历代法律之大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清代从康熙时起，《大清律》未再修订，律文所没有规定的，便陆续制定各部院则例来解决。

    例如《刑部现行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户部则例》等。

    “则例”是清代的重要法律形式，数量很多，在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方面起重要作用。

    开始，例只作为律的补充，后来例的地位越来越高，形成以例代律的局面。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从康熙至光绪，都编修会典。

    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

    这些会典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经验，记载了清朝各机关的编制、职掌和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行政法典，其内容比《唐六典》、《明会典》丰富，体例也更为严谨。

    清王朝除了强调法律政令的统一之外，还根据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变通地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

    这些法规为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一定作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