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简要的说过了，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种，起源于唐，兴于宋。

    特别是宋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相对于“书本上的法“，我们更应重视“实际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马法的运作情况的话，甚至可见里面都已经蕴含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了。

    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园中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宋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刘承琏条制茶事，过为严急”，曾说:“园户采撷用功，须更得人手，制造茶既逐等第给价，入等者不可私卖，亦是入官，今一切须令本户造化，皆要精细，岂不伤园户耶又佣力者众，皆是平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

    也就是茶园户采茶，需要雇佣一些劳动者，即“佣力者”，如将“佣力者”斥去，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安知不聚为寇盗“可见，宋政府对待雇佣劳动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园中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有所记载，如宋神宗时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自来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逐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另一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指望四月小满之后，造作讫茶，得钱添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还有税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

    可见，不管茶园主是自耕还是佃耕，繁忙时节，都需要雇佣大批人工，这种茶叶生产中的雇佣关系，表明了以下几点:

    (1)茶园的茶园主，既能向国家缴税，“并输税免役等钱”，“并纳诸般税赋”，又能支付雇工的工资，“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

    可见工资已货币化，但茶园主是否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由于史料问题，我们还尚难断定

    此外茶园主生产茶叶的直接目的，是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得钱收买粮食。”

    以及茶园中的雇工，“皆是贫民”，只好“佣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

    茶园中的雇工，是“佣力者”，与茶园主并无人身依附关系，是自由劳动者。

    以上分析说明，在宋代四川，茶叶已摆脱了农村副业的地位，成为一种日益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而大量雇佣劳动的存在，又促进了这一生产的发展。

    同时在宋代四川茶叶生产中，还出现了商人预付货款给园户的情况，如“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

    园户“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这样，商人拥有了可靠的茶货来源，有利于在竞争中获胜。

    而且预付款在茶叶生产，再生产中得到了增值，即茶商从茶园户那里所获得的利息，而预付款对园户也很有利，园户可以“准备粮米，雇召夫工“，保证了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园户与商人不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打交道，商人开始关心茶叶生产，因茶叶质量的好坏与其自身的利益戚戚相关。

    商业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更加进一步的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而且宋代茶法的显着特点是变动频繁和地区差异大，像是整个两宋东南茶法与四川茶法一直没有统一起来。

    如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开始征榷东南茶，仁宗嘉裙四年(公元1059年)，下令废除东南地区的狭义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开始征榷蜀茶，实行“茶马法。”

    两广地区因产茶很少，固未曾禁榷，允许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叶运到境外。

    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罢东南地区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箕，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在崇宁四年茶法的基础上，开始施行合同场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

    商人贩茶，应于“茶务请长短引”，才可以“不经官司，许往赴茶园户处私下任便交易”。

    此时，四川的茶法仍为茶马法南宋时，东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场茶法。

    而四川茶法却有了很大变革，像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年)，四川开始实行“茶引法”。

    也就是为了保证榷茶法的实施，宋政府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措施。

    凡贩卖私茶者，“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私有茶一两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

    对官吏贩私茶，特作规定:“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

    对销售与制造伪茶者，“一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

    “对武装贩私茶等严重破坏榷茶法的犯罪行为，处以死刑凡结徒持杖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对能拿获私茶者，给予奖赏，告捕者“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包括上面说过了，终宋一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所谓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峡诸川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诏禁止蠲除之”，明令罢去四川的榷茶法。

    苏辙也曾说过：“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

    对此，《宋会要辑稿》则云:“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

    《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听民自买卖”。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呢

    且看苏辙在《栾城集》里的记载，“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

    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记载得更详细，“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自来采茶货买，以充衣食，伏缘此茶本非官地所产，乃百姓己物”。

    如税户党元吉“自来相承山坝茶园等业，……趁时采造茶货，遂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税户牟元吉则“自来只是以佃食茶园为业，……指望四月小满前后，造作讫茶，得钱填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可见，茶园户无论是自耕还是佃耕，自己都可以处理茶叶，“乃百姓己物”，“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并送纳诸般税赋”。

    正如《文献通考》所载:“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禁其出境”所讲的是四川的茶叶只能在川峡境内“听民自买卖“，园户和商人不得擅自将茶叶输出川峡地区。

    川茶若要外运，只能由官府经营或经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如淳化年间，茶园户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的，“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风等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关报遂处上簿，使客人到彼，画时收卖，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卖茶与诸色人及将合入秦风等路货卖茶虚作永兴军等路，回避关报逐处者，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

    可见，茶园户不能私自运茶出川峡，只有在出茶州县取得“长引“的茶商才有资格“兴贩“茶叶，还要按规定路线，“逐处上簿”，按时把茶叶运到指定的茶场“中卖入官”，否则，要受到处罚，”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至

    于茶引法的话南宋建炎初，成都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言“榷茶买马五害“，主要叙述了茶马法的弊病。

    如易生边患，本钱不易收回，私贩公行等。

    于是，在建炎二年(公元112年)，朝廷就令赵开做“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

    “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

    “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

    “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

    “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可见，赵开茶引法主要由商人来经营，商人只要执引就可以与园户交易，调动了商人经营茶叶的积极性，促进了茶叶的交换和流通。

    政府除了收茶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外，还有“市例，头子钱”，住税，过税等，总收入也不少。

    如建炎四年四川茶利为一百七十万，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茶引增至每斤十二千三百文，茶利则达到二百万以上，“川蜀产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岁课不过四十万。”

    “建炎军兴，改法卖引，一岁所取，二百余万，比之熙宁已增五倍。”

    而要说到茶马法的前身，是北宋初年，宋政府在河东，陕西，川i陕三路设置机构，市买少数民族的马。

    如《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军三郡以市蕃荑之马。”

    宋太宗雍熙，端拱时，“市马之处，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

    开始用铜钱买马，后因“戎人得钱，销铸为器”，在军事上，对宋廷不利，且铜钱大量流向少数民族，易导致钱荒，同时铜钱外流，对国家财政也是一大负担。

    于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3年)“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

    真宗，仁宗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幕人人中刍粟”，“以茶赏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薛向上书:“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赏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马，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引至歧雍换盐银人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

    也就是商人将茶叶等商品运到西北供朝廷买马，则可从朝廷手中获得食盐，白银。

    四川茶叶开始正式用于陕西买马，不过，此时仍以绢马贸易为主

    而茶马法的具体实施情况的话，像是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开始对熙河用兵，为解决军需问题，朝廷开始变更川峡茶叶政策，“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

    “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

    “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

    “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着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

    对此，《宋会要辑稿》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十一日，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公事，太学中舍李杞，三司勾当公事蒲宗闵，并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赐对，遣之。”

    食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蜀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令官买官卖，置提举司以专榷收之政。”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熙宁七年，始建(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入蜀，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

    可见，茶马始于熙宁七年实施。

    李杞，蒲宗闵入川后，开始执行榷茶政策，于“诸州创设官场。”

    至于茶马法的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榷货务，榷货务是主管全国盐茶贸易的机关，地方则为茶马司。自神宗年间始，四川i就成立了“成都府等路茶马监牧司”，南宋时，则设四川茶马司。

    陕西方面，起初设“提举买马司”，神宗元丰四年(101年)，朝廷采纳了郭茂恂的建议，即“茶司(都大提举茶场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

    从此，二司合一，称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南宋时，则设秦州茶马司。

    茶马司主管茶马法，具体事宜由其下属机构买茶场，卖茶场与买马场负责。

    而买茶场的话，四川在产茶州县设置买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设“蜀道茶场四十一”。

    买茶场由茶马司领导，“诸买卖茶州军，知州，通判兼提举，经略使所在，通判兼提举，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

    各地方长官有监督的责任，各买茶场并设有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事宜，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茶园户的茶叶。

    如苏辙在《栾城集》里所记“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损又半”，“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

    卖茶场和买马场的话，宋政府在熙，秦地区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陕西卖茶场为三百三十二。”

    熙宁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后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甘肃环县)，永宁寨(甘肃甘谷境)等场。”

    南宋时，买马场主要设在秦州的岩昌寨和阶州的峰贴峡。

    卖茶场和买马场具体负责把从四川运来的茶叶出卖，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

    茶马贸易的流程，是四川i买茶场收购的茶叶，必须运到陕西和熙河卖茶场才能易马。

    川茶的运输有两种，一是由商人贩运，二是由官府组织人员运输。

    “凡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水运则置“百料船三十只，差操舟士兵六十人，军大将一人管押。”

    朝廷又设运茶递铺，起初用士兵，后来雇人运茶，“水陆般茶盐所过州县，并推排脚户，置簿籍定姓名，准备随时价和雇，如有损失毁败，全数备偿。”

    因“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结果“有泽州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运茶使百姓痛苦不堪，同时“般运不逮，糜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

    可见，茶叶若搬运不及时，就会白白地浪费掉，当然易马就会受到影响。

    元丰七年(公元104年)，陆师闵上言:“应系般茶大路并设置车子递铺，臣昨来已行计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军三处稍有次。”

    朝廷也重视川茶的运输，因此于元祜元年(公元106年)特派黄廉入川峡，黄廉“既至，得知马为利，运茶为害，及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

    朝廷准旨，于是“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

    增加递铺后，士兵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危险依然存在，“茶递一人，般茶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还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

    朝廷也深知茶叶的运输与战马的获得戚戚相关，因此不断完善对川茶运输工作的管理。

    像是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地方官吏上书:“臣今相度欲乞应兴元府至永兴军一带，减下旧额茶铺兵士七百人，并令榷茶司措置于洋州至兴元府西县添置茶铺，各请兵级人数外，将其余数分添入长举县乾渠铺至秦州赤谷铺并依茶司自来例施行。”

    也就是四川陕沿线的地方官吏则因地制宜，根据地形的险恶，于危险处增加递铺与兵士，缩短兵士运茶的距离，减小危险系数，利于茶叶的运输，当然也利于战马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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